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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金融界:那些隐而不彰的历史

未知 2019-05-06 21:49

  民国银行家合影。前排宋汉章(左一)、张嘉璈(左二)、钱新之(右一);后排陈光甫(右)、李铭(中)等合影

  对作家赵柏田的历史写作,之前已有过两次采访,每次都让我对中国历史有跃进式的认知。《赫德的情人》虽然是以小说写历史,但通过这个主宰了晚清半个世纪经济命脉的洋人,我似也窥到了中国近代史某些脉络,读到最后,便也清晰地看到,“因为赫德,中国曾经也站在现代化的门口。”我用这行字,做了当年采访的标题。原以为他会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追问,但他转而拿出的却是《南华录》,以丰赡的笔墨,让人重温中国文化中古典的风雅。之后便是“中国往事”四卷本,看到其中上下两册的《枪炮与货币》,心中不禁一叹,终于有写史之人,碰触到金融领域了。尽管怎么想,这都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

  孙:柏田老师,祝贺你完成了“中国往事”这项大写作工程。四本书陆续读完,报告一下阅读顺序,《枪炮与货币》(上下)、《民初气象》、《月照青苔》。但我感觉,你的写作顺序应该是相反的。作为一个南方小说家,你肯定是先对南方文人感起兴趣。接着涉入政界、外交界,最后到金融界,一个“中国往事”的渐进史,大概也是你自己历史认知的渐进史吧?

  柏田:哦,渐进,有吗?先感谢你的阅读,扯几句闲话。书出来两个月了,渐渐有朋友在读。诗人庞培上个星期发了一条短信也有意思,说柏田兄,这是一部民国版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啊。

  柏:这是诗人的表达方式。正好这两天《东方历史评论》要做一场活动,由我和历史学家杨天石、马勇做个对话。问能起个什么题目,想了半天,最后定成:似水年华中的民国精英。也算是借了庞培一点启发。这个题目当然文艺了些,还是蛮好的,有时间感。这套书里所涉及的人与事,从1905年到1949年,整整44年。领域也像你说的,从知识分子到金融界、实业界,跨度蛮大的。你的感觉非常准,《枪炮与货币》的确是最新写就,往前是《民初气象》。《月照青苔》是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历史碎影》的修订本,纳入到这个系列中来。15年前写作《历史碎影》时,肯定没有想过你说的“渐进”,只是一个朴素的愿望,通过我的叙述,为这些民国人物重写今生。当时我取了这样一个方法,从日常生活角度入手,写他们的经济生活、情爱、血液、病痛,从形而下层面接近他们。这种方法论也在这套书里延续了下来。

  柏田:对,我认为每一本书都应该是一种方法论。当年写《历史碎影》时,我同时也完成了《岩中花树》,有关明清思想史的一部著作,看着不搭界,方法论还是一脉相承的。同样是从日常生活视角切入。完成了这些后,非虚构这块,我便放下了,去写《赫德的情人》、《买办的女儿》这样的小说。接着又转到《南华录》。如果这个历史写作轨迹里有你所说的这个渐进,也是许多东西在其中慢慢生长的结果,一些关键点,变得明晰起来。

  柏田:就是,我开始意识到,到底兴趣点在哪里?凝结成一个关键词,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转型。在这个转型当中,这些生命个体,到底怎样面对时代大潮,在其中经受怎样的焦虑、挫折乃至命运沉浮,而外来人事又怎样对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做着促动等等。

  正是这一点,促使我开始写作“中国往事”这个系列。这也是《南华录》之后,我为自己找到的下一个写作目标。

  卡夫卡曾说,鸟儿在寻找自己的笼子。题材也在寻找它的写作者。在我最终完成这个系列的最后工程《枪炮与货币》两卷本后,我终于可以说,它们找对了我。

  孙:近世中国史,不乏史家、作家涉入。但从“现代性转型”这个切口进入,却尚属少见。尤其《枪炮与货币》,我相信不止我一人看到这套书,第一眼会落在这两本书上。我因此也想到去年年末,你为我写的纪念张嘉璈的文章。你对近世中国的金融界,关注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不过话说回来,银行家难写啊,毕竟他们有经济生活这部分内容,完全不涉猎,会说不清楚;全掉进去了,又容易变得文笔枯涩难读。看你写得驾轻就熟,我还想,到底是浙江人,天生就有经济头脑。

  柏田:其实我对数字最不敏感了。最初一想到要写金融、经济、财政这块,也下意识头大。好在我不是从金融技术层面写,我写的仍然是生命个体,是人,还是在讲故事。为什么写这群人呢?这就涉及到我对近世中国的理解。近世中国,我认为是一个讲得清“历史逻辑”的年代,你可以看到它非常清晰的逻辑起点,就是现代性转型。而在这个转型当中,一个个生命个体怎样选择、调适自己,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察点。历史是由精英引领民众创造的。近世中国的精英,政治家、革命者之外,还有蔡元培、胡适、陈独秀这样做思想知识层面建构的知识分子。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出现,离不开刘师培等一帮留日学生的鼓吹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、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群体,那就是张嘉璈、陈光甫这样的金融界和实业界精英,后一块尤不能缺失,这也是写作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。写《民初气象》时,我还意识不到这一点。尽管这本书已写到了一些别人不可能那样着墨的史实与人,比如带使团出访欧洲的端方、比如参加巴黎和会的那批外交使节,我找到几枚钉子,挂起了一幅民初挂毯,铁路、外交、知识界的衍变。虽然不可能面面俱到,便至少能看出一种整体轮廓。那个时代,我称之为青春期民国,思想文化各方面,都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气象,不同人从不同层面,都在做着建构的工作。在写《开往1919年的船》时,我也看了陈道明演的《我的1919》,它其实远没能呈现出当时历史现场的丰富。

  孙:确实,电影有它的局限。所以看你描绘参加巴黎和会的那批中国代表,会想象着,真有那么一艘、甚至不止一艘船,装载着各怀心思的人奔赴巴黎。由此,也就可以想见,巴黎和会上派给中国的有限席位,是多么难分配了。

  柏田:是啊。当时北京政府派出庞大代表团时,并不知道广州军政府也派出了王正廷。写到这一块时,我正好找到王正廷一本自传,里面有他对这段历史的回顾。而看梁启超年谱,这时的他也受徐世昌的委托,带了一批精英人士也去了巴黎,想用民间力量去影响巴黎和会的决策。所以,确如你所想,在开往1919凡尔赛和会的那艘民国使船上,真就是分豪华舱、普通舱,不同人代表不同势力,但又都有一个共同想法,就是争取山东权益,为这个国家扳回一些分。

  柏田:刚刚过世不久的历史学家麦克尔法夸尔说过这样一句话:历史写作就是在字里行间寻找内容。当我把梁任公年谱与其他当事人的史料放在一起做平面对照时,我看到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。

  刚才我说,我相信这些人这些故事,是他们找到了我,就像鸟儿找到了笼子。当初还在写《历史碎影》时,评论家敬文东就评论我像个坏小子,从侧面偷袭了“大历史”。但正是那本书的写作,为今天“中国往事”的正面强攻积蓄了勇气和底气。我终于从历史的边角料处理,进入了政治史、经济史一些重要的领域,这才是历史写作的正道吧。大家现在不是经常会说什么硬科幻、故事硬核之类吗?历史写作大概也有这种硬核需求。

  孙: 那么写民国精英中最不为大家所认知的一类人,你认为他们与别的精英精神气质有什么不同吗?

  柏田:最大的不同是,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这个节点上,这些银行家几乎没有犹豫、彷徨和痛苦。我们可以看到,民国成立以后,最早一批银行家,就出现在上海黄浦滩上。而那时很多知识分子,还属于遗民心态,比如王国维、梁济这类,在他们眼中,民国就是“敌国”。但这些人,几乎没犹豫就投入到转型中去,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,不依附于任何势力,实现商业的独立化。推动社会、服务于民生。这种西方自由经济观念,已完全不同于旧式中国的钱庄、胡雪岩时代的红顶商人。不能说他们的人格中没有中国传统修齐治国平天下的部分,但已经和西式的自由经济思想融铸在一起,从而生成了一种新士人风骨,这使得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各有担当。只可惜,历来的民国史讲述,缺失了这一块,使得他们的面目淹没在无数的公文、函件、表格、数据与通货膨胀中,看不到他们的表情。

  滇缅公路修筑现场,这条维持抗战一线生机的“血路”,系由张嘉璈任交通部长时领导修筑

  孙:除了金融方面,他们在抗战阶段中的作为,以往也是被忽略的。以前去滇西采访,最感动于当年滇西民众一起修路、打通抗日运输线这段史实。竟然不知,修滇西公路,还和张嘉璈有关。

  柏田:能打捞这段历史,得益于参与滇西公路修筑的谭伯英后来写的《血路》。谭是张嘉璈的手下,领命赴云南做这项工作,他后来在美国写回忆录,即使远离了祖国,忆起这段民众肩扛手提的筑路史,他仍然是眼泪横流。这段筑路史堪称抗战史上的奇迹。

  说到银行家和抗战的关系,最重要的一段还包括,抗战中陈光甫赴美,和胡适联手,两次与美国财长、总统罗斯福斡旋谈判借款之事。他们完全是靠着个人人脉、人格以及自己的智慧在争取美国人支援,虽然最后所借钱款不多,但要看到,肯借钱出来,已经是美国逐步走出中立主义的重要一步。

  孙:不过,看你笔下这些民国金融精英,出场都是华彩乐章,到了结局则纷纷转暗,如你《怀念张嘉璈》那篇所总结,最后他们仍然是一批失败者——败于时势、败于战争,也败于权力。

  柏田:对,最关键的是败于权力。他们想要建立不依附于政府的现代金融体系、实现商业现代化的梦想,但是却屡屡遭受重大打击。首先是1927年,北伐军打到上海。那时的上海银行家本来是看好蒋介石的,也都和蒋合作。南京政府成立时,他们也都以政治献金形式参与其中,所谓的政商联姻,肯定是想把经济转化为权力,但很快,银行家们尝到了恶果。因为蒋不按常理出牌,这个新成立的政府在对待银行家的态度上和北洋政府一样,都是要把银行当作自家的钱袋子。这让商业失去了独立性,也失去了商业现代性转型的一个契机。这是百年中国商业史最大的教训和悲哀。

  到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,便把以前商业银行的职能给夺了过来。所谓“国进民退”,银行业商业化经营的黄金时代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第二次是1935年,蒋、宋、孔、陈密商金融统制,改组中交两行,设农行,控制了邮政储金汇业局,并在中央银行内开设中央信托局,这就是“三行两局”的主干,随后,官股直接进入商业银行。这等于政治完全控制了金融,张嘉璈也就此被赶出来。1949年后,整个大势已去,他们壮志难酬,只好各自远去。

  孙:一想到近世中国这段历史,我常想到自媒体公号上的说史文章。有些也算挖得有趣,但属于断章。不如你这四本书一口气读下来,像读了一部通史。

  柏田:从我这里,倒是很想淡化这种史的色彩。因为我毕竟是作家,写史不是我的目的,我只是非常有兴趣把这一段历史作为我观照审视的对象。

  孙:不过在我这里,我还是想把你归到历史写作这一堆中去。而以历史写作来论,我其实很警惕一些有名的文学家笔下的历史。作家当然有想象重构历史的权利,但是,基本的历史感与历史氛围,还是要对的,否则,人在其中怎么腾挪转身都不对。

  柏田:这个领域的写作要细说,问题太多。我觉得这还是跟作家的眼光、格局以及对历史与当下的认知有很大关系。但什么样的历史写作是理想的写作呢?我有一个比喻:“历史写作是纪实与虚构之间来回的钟摆”。意思是,没必要把纪实与虚构完全对立起来,历史写作必须有想象力的参与。

  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历克谢耶维奇。她是写非虚构的,我开始很不服气。直到我看了她几本书。服了。老太太在诺奖奖台上说:在今天文学到底是什么?一切东西都在溢出边界,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,它们相互流动,见证者不是中立的,讲故事的人,如同雕刻家面对大理石,都在进行加工创造。后面看到老太太这句话:“当我走在大街上,多少长篇小说遗失在风中。”当时就笑了。

  孙:诗意的话总是很合你的心。就如同你的钟摆比喻。说来真是难得,你的文字,真的穿透力很强。即使面对的是经济人物所必须交代的那些经济性行为,你的文字仍然可以从硬壁中凿空而出。这是很多看来忠实于历史的写作者文字方面的弱项。

  柏田:也不是一开始就驾轻就熟的。《枪炮与货币》比起前两本书的写作,它更难的地方在于,它们都可以写完一部分,停下来歇口气。这个,因为是一个整的结构,所以必须一口气撑到底。而这又是民国金融家第一次以非虚构方式进入文学视野,根本没有文本参照。加上他们的领域如此专业、冷门,所以有时真有写不下去的感觉。

  所以我特别感谢一本书,美国批评家埃德蒙·威尔逊的《到芬兰车站》。它是讲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从理念建构美好生活,到采取行动。准确地说,它是有关观念与行动的历史。想想多枯燥的题材,他却写得血肉丰满,又惊心动魄,叙事有一种交响乐式的澎湃。我常常在文笔枯涩时就想拿起来翻一翻,我感受到了他的批评锋芒,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之理解,还有迷人的文学气质。最后给我的感受是,历史退场了,而生活上位了,因为“他把自己的血写进了自己的书”。另一个给我启发的非虚构作家是世纪文景曾经推出过作品的盖伊·特立斯。他的《邻人之妻》,让我读出侦探小说的气息,非常引人入胜。

  所有的叙述都是一种重构,托尼·朱特在《事实改变之后》一书中谈到历史学内部发生的一个转变,“事情是怎样被表现的”:我们不是去研究事情本身,而是去研究事情是怎样被表现的。我希望在“表现”上有自己的新发现,我想我可以做中国的特立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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